XIAOZHONGMING

来源： Political理论志    原创 陆ying

劳动与性别：“中国制造”对秘鲁摊贩的影响

摘要：

自中国与秘鲁在2009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来，秘鲁进口中国的纺织品数量逐渐增加，纺织品也日益成为秘鲁市场上富有竞争力的商品与消费品。本文聚焦秘鲁当地以进口和销售纺织品为生的女性，探讨边境条例和海外更正规的进口渠道对这一“中间商”群体的影响。通过反思女性气质的作用以及边境地区贸易行为中的社会与空间嵌入性（embeddedness），本文讨论了在商品流动“去本土化”（de-localisation）过程中性别因素的多重意义。

文献来源：

Cecilie Vindal Ødegaard (2017) ‘Made in China’. Contraband, Labour and the Gendered Effects of ‘Free-Trade’, China-Peru,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3:3, 346-360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是国际发展研究领域的著名期刊，主要发表与发展政策、理论、社会变革相关的跨学科研究成果，2019年该期刊的影响因子为1.620.

前言

尽管物品流动和人口移动是当下全球化经济中的重要观念，但自由市场在促进流动的同时，也包含着限制与排除。本文检视了秘鲁南部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商品跨境流动现象，从而说明商品的意义、价值，以及商品生产和流动中投入的劳动力，是如何处在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中。面对中国与秘鲁间自由贸易协定所引起的“破坏秘鲁本国棉纺织业”的争议，本文将纺织品贸易视作充满商品与劳动力竞争因素的研究对象，讨论了商品流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自由贸易协定虽然激励公民参与一个现代化的公民身份建构与发展的过程，但诸如此类的协定在为某些全球性商品开放边境的同时，也使得其他形式的跨境流动对部分人群而言更为困难，从而形成/再制了特定的排除机制。

1980年代的经济衰退，以及常年内乱对农业经济的破坏，造成了秘鲁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在城市经济的边缘地带，这些人口以小规模的跨境贸易活动为生，并依赖女性作为进口与销售人员。在以家庭和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合作网络中，“社会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在贸易沿线的城市市场与乡村地区间提供了重要的联结。随着边境管控加强，以及越来越多机构直接向中国进口，贸易协定使得此类“中间商“生活日益艰难。本文意识到了性别因素在全球市场中的重要性，考察了基于女性气质能动性之上的本土策略，以及在贸易“去本土化”过程中性别因素的多重意义。

研究方法

本文的写作主要基于作者2011年在Arequipa和Lima这两个地区开展的田野调查，在那之前作者曾于1997年，2001年，2004年和2007年做过先期田野调研。2011年的田野调查包括了对以下人员的开放式访谈：纺织品售卖小贩和进口人员（不论正规与否），设计师，生产商，店铺管理人员和公职人员。田野过程中，作者主要关注与进口衣物（尤其是中国进口的）打交道的小贩，也关注售卖欧盟或美国所捐献衣物的小贩。在Lima，作者和研究助理Magaly Cardich一起工作，而在Arequipa，作者则继续在先前开展过参与式观察的一处市场——La Feria Altiplano——对小贩进行采访。市场内的小贩多为会讲两种语言的女性，出售的货物则有农产品，纺织品，手工艺品，盗版CD，电脑软件等。小贩们除了并不缴税外，在边境地区交易的也多是走私商品。这种在拉美地区十分常见的市场活动，常常成为女性的收入来源。尽管违法，在公众眼里她们却不会被认为是罪犯。就本文的观察，这一销售行为以一种特别的、性别化的方式在这一地区进行着实践。

研究发现

• 纺织品贸易中的社会-空间嵌入性
  

在Feria这个市场，走私商品的小贩向零售商出售自己的货物。这些每周往返边境地区采购衣物的小贩大多数为女性，偶尔有男性参与其中作为自己妻子的助手。由于每单位获利较高，且更易于隐藏，衣物制品成为小贩们最乐于交易的商品。以长工时和长途旅行为特征的走私贸易，也促成了家庭内部“谁去旅行，谁去售卖”的劳动分工。也有小贩会通过亲缘关系雇佣助理，由此这一贸易活动便覆盖了整个家族。许多小贩从父母或长辈那里学到了交易方式，并且不乐意和家族之外的人共享信息。小贩们也常常集体旅行，共同合作，也降低一同被抓的风险。除了依赖亲缘与“同志”，小贩们也必须依靠在边境地区发展起来的“人脉”（如住在那里的亲戚和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来维系一个稳定的、包括顾客、供应商与同行在内的社会网络。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小贩们会通过合法渠道购买商品，然后将走私商品夹在其中一同带回。除了秘鲁境内的旅行和采购，一些小贩也会前往智利购买二手衣物。

• 女性气质的作用
  

根据访谈对象的说法，走私小商品被认为是一项属于女性的工作。这种观念的形成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1、乡村地区传统的“性别互补”观念——女性掌管经济，男性负责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小商品交易活动是家庭内部再生产活动的延续。2、在面临公职人员的驱赶时，女性小贩常常向公职人员表达出自己“贫穷、柔弱、无知”的一面，从而获得公职人员对女性小贩的同情与尊重，逃避牢狱之灾。女性在贸易活动中的参与，也得益于NGO和国家机构的扶持（如小额贷款项目）。尽管女性并不拥有所谓“正式”的工作，但这种类型的销售就是她们事实上的工作。而在就业形势艰困、较难找到正式工作的情形下，这种贸易活动反而能够让女性获得比男性更多的赚钱机会。

• 道德、劳动与变化中的商品流动
  

大量进口的中国纺织品在秘鲁以低于本国纺织品的价格出售，这激起了一些小企业主的抗议。与此同时，来自不同产地——中国或是秘鲁——衣物质量的好坏也开始与民族认同挂钩。有的小贩为了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仅仅交易秘鲁本国生产的衣物。有种舆论认为，自中国进口的衣物之所以如此廉价，是因为质量较差，这为中国商品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但也有人对中国衣物低廉价格背后的生产技术表示敬佩。与当地生产的衣物相比，部分人群选择了具有更丰富色彩的衣物，这也让他们被称为是“差劲的消费者”。秘鲁的纺织业生产者也发起了几次抗议活动，不仅针对非法进口，也针对和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一位生产者表示，为了与中国低价商品竞争，他不得不减少员工工资，同时努力避税。而他的许多亲戚，也已经从生产者转变身份成为销售小贩。自中国和秘鲁的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以来，进口的纺织品大多在大型购物中心以正规渠道出售，这对靠走私衣物为生的小贩构成了挑战。他们担心，从中国直接进口纺织物，以及日益加强的边境管控，只会让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高端零售商获利，而在同时挤占他们的竞争空间。

结语

本文聚焦作为“中间商”交易纺织品的秘鲁小贩，说明了他们依赖亲缘关系和女性气质进行贸易的过程，也在同时揭示，当新自由主义通过自由贸易协定逐渐打破跨境贸易的限制时，伴随着部分边境的开放，另一部分边境也受到更多的约束，这一“包容—排除”的过程对当地生产者与进口人员都造成了影响。